这半年我改成了六点出门。天还没亮透，路上车很少，路灯还亮着，光是黄的，照在湿的地上，一片一片。
公交站只有四个人。
一个是穿橙色工装的清洁工，五十来岁，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，缸子上印着某个厂的名字，字都磨掉了。他不坐，靠在站牌上，一口一口地喝。
一个是背双肩包的女生，看年纪像刚工作，站在最边上，一直低头看手机，屏幕的光打在她脸上，白得发青。她每天这个点都在，每天穿同一件米色外套。
一个是拎着工具箱的中年男人，箱子上有油污，应该是做水电或者修空调的。他站着就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，车一来立刻醒。
还有一个是我。
另外还有一只狗，黄毛，短腿，不知道谁家的，每天在站台附近转。它不怕人，也不亲近人，就在离人两三步的地方趴着，看车来车往。有一回那个清洁工掰了半个馒头给它，它吃了，第二天照样来，也不摇尾巴，就往那儿一趴。
六点零几分，车来了。四个人上车，狗站在站台上看着，等车开走了，它就往回走。
车上人不多，都有座。天一点一点亮，窗外的店招一个一个显出来：早点铺、洗衣店、五金行。有一家卖豆腐脑的，六点就开门，热气从门里冒出来，糊住了半扇玻璃。司机报站的声音很平，一站一站念下去，像在念一份名单。
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起得太早，太辛苦。坐了这一路车才发现，比我早的人多得是。他们不说话，不抱怨，也不看谁，各自捧着自己那点热气，等一辆准点来的车。
到了冬天，这个站会更黑，风也更硬。可这四个人大概还会在，狗也会在。天亮得晚一点，车来得早一点，日子照样往前走。
这个城市每天就是这样醒过来的：不是被闹钟叫醒的，是被一群不说话的人撑起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