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着雨加雪，一年前。
大家都在哭，我的那些小弟小妹们声音最大，因为爷爷走完了72年的人生。应该哭，毕竟这是我们一家最亲的亲人，亲人走了，眼泪是上帝赐予我们对亡灵最高贵的祭奠。
大姨和奶奶坐在堂屋的火盆上，堂屋中间就是爷爷，还有他十年前就为自己准备的红棺材。十年前他自己砍倒了祖坟前的两棵大白树，他说那是他21岁时就给自己栽的。稍小的那棵给奶奶做了一副，大点的那棵他留给了自己。
我曾问过他，为哪样你就要那棵大的。他说，我比你奶奶大，大的肯定是我的。那时，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，他一直就比奶奶大。年龄比奶奶大，身材比奶奶大，力气比奶奶大，说话主见都比奶奶大。在一大家人里，他是最大的。最大的人该用最大的棺材，天经地义。木匠做棺材时，爷爷烧了纸，我帮他放了火炮。以后的每一个程序，他都亲自督导，生怕哪点没有整好让他走后睡不安身。
最后上油漆时，他却先给奶奶那副先上，我说你不是哪样都先弄自己的，爷爷这次没有回答我，脸色却变了。后来，妈和我说，爷爷心里还是不希望自己先走，他先走，奶奶一个人不忍心。
我坐在大姨旁边，她是爷爷唯一的女儿，声音哭哑了，眼泪也干了。干裂的手抓着奶奶的手，眼睛望着火盆，似乎想从千岗烧的碳火中看见她父亲的脸，笑容或者怒气。但不可能了，要是还能看见，那就是见了鬼。我没有哭，一直就没有想哭的冲动，所以我认真看着我这个唯一的姨。四十多岁的她皱纹很深，脸上刻着一个农村妇女在广州打工十九年的无奈和辛酸。
曾经是我们家“最有钱”的大姨也老了，这个善良的女人从出生就在泥土里播种希望，结婚就出去打工，还经常被爷爷骂的孩子老了。爷爷生前喝酒了经常骂她，说她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就出去，在外面找大钱，两个孩子都大了还不回来，不管家里死活。但我知道，每年过年过节过生，他和奶奶的衣服，还有最多的火炮都是姨带钱来买的。
现在骂不成了，因为她回来了，也因为他走了。
堂祭的先生开始喊我们上场给亡灵下跪。我们一家老少，亲戚，按照辈分和亲疏关系站成几排，人多，所以有一些阵势，他生前就喜欢这样的阵势。我们家虽是农村，也就是因为是农村，算是一个大家，在外面杂七杂八的人都有，别人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家族，站得出来。家族大，人多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为死者营造悲凉气氛的时候，重要性得到体现。
我是他直系最大的孙子，所以我得和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三个叔叔站在前面，父亲和叔叔都拿着一根贴着白纸条的木棍。我们全部穿着孝衣，带着孝帕。一片白色，像他此刻的脸。
先生喊跪，我们就跪，跪下去就是泥水，我和父亲还有三个叔叔跪得很老实，我跪得很重，一下一下的跪，一下一下的起。我也跪得最虔诚，因为我知道，爷爷最看重的就是他这个有时能写点小文章的孙子。虽然我从小就不听话，固执任性，爱欺负人。但从小，他就心疼我，说我长大了有出息。只是我让他失望了，长到今天，除了任性之外没有一点出息。
所以，对着堂屋那白布下那个睡着的人，我很认真的下跪，唯有下跪。
我不知道后面的人是否跪下去了，但我知道一定很多人在比样子，他们也不会悲伤，就像我一直没有哭。参加这样的仪式对于他们，就像一个伪教徒在十字架前默哀。是的，很多时候，很多场合，我们都找不出理由悲伤。
仪式结束了，我们要把他放进那副大棺材里面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死亡的人，也是我第一个至亲的人。作为大儿子的父亲小心的抱起他的头，我拉着他的手，手依然是生前那么粗造，只是很冰冷。我知道他这手永远也暖和不起来了。
他这双手在68年的一个黑夜，曾经从乱坟冈把自己因阶级斗争死去的二哥挖了出来，并趁夜背到家，埋在了山上。他这双手曾经在大队的管粮食的帐簿上划过很多圈圈，他不识字，但因为记忆力好，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，力气大，有气魄，压得住人，当过大队的粮管员。他这双手在贺龙的民兵预备连里打过枪，生前他多次说，那时后悔没有跟着部队走，要是走了，现在你们就好了。我们都不明白，他说的“现在你们就好了”。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
我们把他平平整整的放进他最后一张床里了。这时火炮放得很响，哀乐长鸣，哭声震动，这是亲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刻。我站在他脚的方向看上去，他那张农民标志性的脸很安详，和他在住院期间时一模一样。
住院时，我请假回去看他，父亲对我说，千万不要说他是心肌梗塞，就说是高血压导致的，医得好。我尊崇亲人的叮嘱，没有告诉他。我坐在他的床边和他说话，我们都以为他不知道真情。每天我都给他买猪脚绿豆粉，他很高兴。假期完我走时，他示意我到他的耳边，轻轻对我说“公（爷爷）怕是看不到你结婚了，你要好好工作，听领导话啊”，那一刻我泪流满面，但没有哭出来。我还在骗他，说能看见能看见。
我走后的第23天，清晨7点电话响了，一看是家里的号码，我就知道，是他走了。母亲告诉我，在他走的前三天，他突然要求不治了，说在医院太花钱，儿子们打工挣的钱不容易，回家修养吃药也一样得好，还说睡在家里的床上心里塌实，一定要回老家。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家人把他送回家里。他走时是清晨6点，只有父亲和奶奶在他身边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只给我弟弟留下一句话，说我在外打工的弟弟会好。
他一定没有想到，我在他走的当天晚上就赶到家，要是他知道，他会高兴的。我问家人为什么就真把他送回来时，奶奶说，他想回家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想在他生长了72年的山村里走，魂好皈依。还有，他想坟葬。
我们把一张一张写着亲人名字的老被盖在他身上，他像一个婴儿一样安详，没有拒绝，没有怨言。
在棺木盖上的瞬间，我终于失声痛哭。来帮忙的人放了几千块钱的烟花，放烟花是他一生最大的奢侈，也是他最后的愿望。
那晚的烟花照亮了山村的天空，照亮了亲人们悲痛的脸，或许也照亮了虚无之中，他在天堂之上前行的路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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